活動消息
訊息公告(2022)年10月22日(星期六)早上10:00
『舊瓶豈能裝新酒?新世代人才哪裡來?』焦點座談暨記者會。
- 2022/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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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焦點座談
討論人: 方 永 泉
黃董事長、主持人陳資政,以及在座所有的師長先進及媒體朋友們,大家好。我是台灣師大教育學系主任方永泉。非常榮幸有機會能參與今天的「新世代新教育─社會變遷中的人才培育」焦點座談,在座的師長及先進,有許多都是個人私下頗為仰慕的名學者,故今天的座談會對於評論人來說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學習機會。特別感謝我們黃董事長以及基金會的邀請。
面對著新世代新人類的誕生,台灣社會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隨著社會的劇烈變遷,台灣社會面臨了更多新的挑戰,因此也需要組建新的教育。在這樣的背景下,黃教授基金會能針對社會變遷的人才培育面對的諸多問題,提出「新世代、新教育」的呼籲,並且召集了國內許多教育學者及專家,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與深入的分析,而其研究成果即將於兩個星期後的11月5日及6日正式發布,屆時更將舉辦大型的國際研討會,讓專家學者間有進一步交流對話的機會,其可說是2022年終教育學術研究界的最大盛事,令人引領期待。
以下再就「新世代、新教育─社會變遷下的人才培育」此一重要議題,提出個人的幾點想法,以此就教於方家:
一、 人才培育的目標,除了個人的人盡其才、適性發展,也需要配合社會整體的變遷與發展,有時甚至可以引領社會的進步和提昇。
當我們以人才培育作為教育的目標時,必須兼顧當前社會的變遷因素(其中特別是與人有關的因素),以及未來社會發展前瞻性展望。以台灣目前的社會變遷因素來看,最重要的是台灣的人口組成正步向少子女化、高齡化,因而導致勞動力減退、學生來源數降低,甚至導致人力素質下降的問題。而在經濟發展方面,由於步入數位時代,產業結構必須調整轉型,學校教育也面對了學用落差的問題。高學歷不一定造就高就業率,其所學專長若非就業市場所需,反而會形成高失業率。為了解決學用落差的問題,教育端(包括學校教育及教育行政機關)除了必須根據當前社會發展需求釐訂教育發展策略,同時也需洞察、預測未來工作的趨勢發展及技能需求,據以規劃人力資本的開發。不可否認的,未來新興的就業機會及技能需求,與「數據」有關的因素比重必定持續加重,然而新經濟下的人際互動及創造創新仍非AI(人工智慧)所能取代。而在政治及社會脈動方面,資訊流通及網路科技發動,雖然一方面帶動了民主轉型及深化,然而其匿名化與可操控性,卻也導致民主品質下降,加上資訊流通的即時性,缺乏了深刻的在地連結與文化扎根之價值性和規範性,也都讓民主素養及現代公民職能的問題浮上檯面。
簡言之,社會變遷與人才培育的關係至為密切,在台灣社會尤其體現在三個面向上:一、在人口成長及組成上,少子女化除了是國安危機外,更成了教育危機,未來應在培育人才的基礎上,促成人才的流通以及人才品質的提昇。二、在經濟發展上,產業結構的調整,帶動了教育的變革;教育工作者亦必須務實預測未來社會發展趨勢和技能需求,以引領社會進步及向上提昇。三、在社會及政治上面,為了解決民主品質下降的問題,透過民主及公民素養教育,建立基本的民主倫理價值與規範觀念,並培育公民批判及系統思考的能力,才是促使民主真正落實的關鍵。
二、 除了跨域專業技能外,也必須擁有兼具「主動學習」、「自我管理能力」及「心理靭性」的軟實力。
新世代的教育究竟該培養何種能力,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在其《2020未來工作報告》提出了2025年最需要的跨領域專業技能與軟實力。其中專業技能主要指與「數位腦(digital brain)」有關的跨域能力,包括銷售與廣告技巧、商業管理、軟體工具開發、發掘新商機、AI人工智慧、社群應用、資料科學、圖像設計等技能。軟實力則包括推理與分析、談判、服務導向思考、情緒管理、領導力、創意思考、批判思考、解決複雜問題等能力。基本上,在數位時代,新的行業及就業需求不斷地被創造出來,但與此同時,一些容易被人工智慧及自動化所取代的職業則面臨的衰退的命運。對於新世代人才來說,如何在專業上能夠變通,甚至具備跨域專業的能力,在專業領域中建立自己的不可取代性,應該是在就業市場得以成功的要件。然而另一方面,培養帶著走的軟實力(Power Skills)(也包括自我管理、心理韌性等能力或人格特質),更是個人在激烈社會競爭下屹立不搖的重要因素。
三、「幸福素養」還是「意義素養」?─素養觀念的再思
在目前所謂「新世代」的設定,多以30年為一世代,30歲以下的年輕人所接受的教育或是即將接受的教育就是「新教育」。在一般的使用或學術界的用法上,1990年以後出生的人常被稱為Z世代,以有別於之前的X世代及Y世代。有時Z世代又稱為M世代(多工世代,multitasking)、C世代(連結世代,Connected Generation)、網路世代(Net Generation),甚至於是i世代(the Internet Generation)。Z世代或是i世代,可以說是數位時代的原住民(Digital Native),其受到網際網路、即時通訊、簡訊、MP3播放器、手機、智慧手機、平板電腦等科技產物影響甚大,其成長經驗與之前的所有世代截然不同,故其相關的教育問題頗值得進一步的深究和探討,也是所有關心國家社會未來發展的人士值得關心的議題。換言之,無論Z世代或是i世代,使用相關的電子產品就像是內建於身體的基因一樣。是以i世紀代中的i,除了可以指information或是internet之外,也可以指i-Phone或i-Pad等手機或平板產品(此處無廣告意圖),當然也可以指individual(個人)。
根據對於世代差異頗有研究的美國學者Jean Twenge的說法,成長於數位時代的i世代青少年是最注重個人安全的世代:為了維持人身與情緒安全,他們不急著長大,對許多事情也都抱持謹慎的態度,因為他們更擔心事後的脫序行為被上傳到社群媒體。此外,他們還是科技成癮的世代,其盯著螢幕的時間愈來愈長。Twenge特別指出,當青少年在網路上流連的時間越長,憂鬱、焦慮、自殺的比率亦會增高不過。i世代的青少年可能是最憂鬱的世代,他們少了朋友聚會、教會禮拜、志願服務的實際社交互動,長期掛在社群媒體上,但其中常見的言語霸凌又使人陷入憂鬱,甚至自我懷疑;而同溫層效應激化意識形態,也易陷入兩極化的爭端。若以此來說,本研究特別指出政治方面的公民民主素養及更具有包容性及視野的國際全球素養之重要性,對於新世代確實有其重要性。
不過個人也要指出,我們目前所習用的「素養」(competence)一詞,若以其字根來看,來自拉丁文中的competentia,有「相聚一起」(meeting together, agreement, symmetry),以及 「competere」 (競爭)之意。綜合起來說,就是「足以滿足其生命需求」之意(sufficiency to satisfy the wants of life)。以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在「現今的競爭環境下,滿足生存的需求。」假若我們引申來說,滿足生存的需求以獲得幸福是人生的目標,或許我們可以說目前所推動的素養導向教育中的「素養」(competence)是一種對於幸福(happiness)進行競逐的「幸福素養」(competence for happiness)。然而另一方面說,人作為一個具有理性甚至理想的行動主體,除了有其要滿足的生活需求及幸福之外,是否宜有一個更高的目標和意義來設定和達成?應該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Emily E. Smith在其《意義》(The Power of Meaning)一書中指出我們應該不只是過著追求快樂或幸福的人生,而更應該思考讓人生值得活下去的原因,她提出了「有意義生活」的觀念。為了思索和追求有意義的人性,她指出有四項課題或支柱值得我們關注:歸屬(意義來我們和他人的關係)、使命(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使命)、敘事(透過敘事瞭解自我以及經驗)、超然或超越(與一個比自我更宏大之物的連結)。評論者暫時將此稱為「意義素養」(literacy for meaning)。相較於competency中所隱含的競爭及勝出之意,literacy則屬於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的基本涵養。如何透過教育,讓我們能夠在幸福人生之餘,更能擁有「有意義的人生」?或許也是我們教育工作者應該考量的問題。
四、教育的理想在培育人才之外,也不能忽略人性與人文的培育
我國知名教育學者賈馥茗教授認為:教育之目的在於發展人性、提升人格、改善生活、創造文化、參與天地之化育。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楊深坑也認為教育改革的共同理想即在於「有教養之圓融人格」(educated person)之培育。從教育思想史的角度來說,歷來教育學說不知凡幾,但均不脫有關「有教養之人」或「受過教育者」(educated person)之教育理想或目的之內涵的討論。我們承認,傳統中有關教育目的,大都與理想的人類圖像(Ideal Menschenbild)有關,如何培育人性(cultivation of humanity)或是如賈楊諸師所講的「人格提昇」有關。而現在的教育則側重「人才的培育」(cultivation of talent),以面對激烈的社會變遷,甚至提昇整體國家的競爭力。在一個高度專業化的社會下,我們不會否認人才培育的必要性,但是否也可考慮不需忽略教育的根本理想「educated person」和人性的培育。當代著名女性哲學家M. Nussbaum在其《培育人文》(Cultivation of Humanity)一書中,曾提出今日的高等教育中,宜培育三種不可缺的人文能力(capacities):一是「蘇格拉底式的自我檢驗」即「批判地檢討自己和自己的傳統的能力」,二是「世界公民」,即「將自己看作是與所有其他人休戚與共的『人』」,並且能夠「承認別人,關心別人」的能力。第三項能力,則是「敘事的想像」,也就是「能夠閱讀別人故事,站在別人的位置去進行想像」的能力。其中第三項,Nussbaum特別強調文學作品等藝術形式在人文教育上的重要性,就是可以提昇我們的想像力與同理心。準此,在一個人文教育因其實用性看似無法與科技教育比擬而逐漸式微的社會下,如何重新思索人文教育在新世代教育中的定位及價值?如何不要讓新世代淪為一個只有「半教育」的「單面向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H. Marcuse語)?應也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五、 當代後人類社會帶來的省思
隨著科技的發展,包括生物技術、虛擬實境、義肢、藥物學、機器人、基因控制等技術的進步與變革,人與非人(尤其是機器和動物)之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傳統「以人為中心」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倫理學遂遭到質疑。有些論者甚至認為,所謂的「後人類時代」(posthumanist age)及「後人類社會」業已來臨。這種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的興起,除了從「反人類中心」的角度,重新思索人類與自然及其他生物的關係外,另外也藉著科技進展所造成的人類定義之改寫─人是賽柏格(cyborg),人是機器與人的混合─更進一步地思維了人和科技之間的關係必須重新進一步的思維。科技與器械不再只是人類的工具,它們也深深的嵌入了人類生命及命運之中,例如D. Haraway就認為,在這個技術科學(technoscientific)的世界中,其已成為一間「新世界秩序公司」,我們必須理解技術和科學是如何深深地與政治交纏在一起,這是抗拒宰制結構的第一步,而社會上的宰制結構多來自霸權政府和商業實體之強加,其中更有許多都是藉由媒體來執行。簡言之,在後人類時代中,生態素養、賽柏格素養與媒體素養的重要性似也應該被突顯出來。
其實所有有關教育議題的討論,我們都不能視為是終點,意味著它是解決問題的最終答案,而應該是進一步對話交流的起點。多年來黃昆輝教授基金會所辦理的各項研討會及提出的研究專案計畫成果所扮演的正是這樣的角色。去年研討會有關雙語教育政策的討論,引爆了話題,更激起大家對於雙語國家、雙語教育概念的討論與重視。這正是個人不揣淺陋,提出一些不成熟想法的主要原因。也就教於各位師長及方家。謝謝!!
OECD (2018)的 Skills for 2030 |
WEF (2020)的 |
McKinsey & Company (2021)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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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知
人 際
自我領導
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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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WEF--世界經濟論壇
人才是符合其利害關係人需求的人。企業界喜歡講人才有「人材、人才和人財」三個層次,簡單說:第一層次是木材的材,這種「人材」是可造之材,但尚待精雕細琢;第二層次是才能的才,這種「人才」是有能力、有意願,可創造經濟和社會價值的有用之才;第三層次是財富的財,這種「人財」是能力、意願和績效都傑出的招財之寶,但是占比通常只有整體的一、兩成。
新世代是當今30歲以下的人,大多還在可造之材階段,要從可造之材到有用之才
到招財之寶,需要借重教育、訓練與發展(或正規學習、非正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培養能力(skilling)、提升能力(upskilling)、甚至重學能力(reskilling)。而這些增能機會的提供不僅在教育端和訓練端,用人端也要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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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世代和數位科技共生,喜歡多元混成學習
當今30歲以下的新世代主要包含1997-2012年之間出生,今年10-25歲的Z世代。這個世代是在數位時代中、在網際網路和社群媒體上長大的。所以,他們的特性在於:是數位原住民、常在線上社交、也想要面對面互動、期望個別化和隨選式體驗、維持注意力時間較短、很務實。這些特性反應在學習風格上,是喜好:從做中學、透過社群學習、影片學習、個別化學習、以及混成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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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教育既需順應也需調適新世代
新教育是未來30年的教育,面對前述新世代的特性和學習風格,新教育一方面需更重視因勢利導提供下列學習機會:跨領域 (如STEM) 學習、知情(informed)學習、體驗學習(著重解決真實世界問題)、整合科技(如手機)學習等。一方面需善用學生的可塑性,協助他們具備未來所需的軟、硬能力。
四、新酒需要什麼新瓶?
如果說上述對新世代的期待是新酒,新教育該是什麼樣的新瓶呢? 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編印的「新世代‧新教育:社會變遷中的人才培育」論文集和即將在11月 5-6日舉辦的「新世代‧新教育:社會變遷中的人才培育」2022教育政策國際研討會,已經和將會有廣泛與精闢的論述和討論。
我也試著提出下列兩個可供思考的課題,第一個在國民教育階段,第二個主要在國民教育階段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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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國教課程的「素養導向」就是「能力本位」,新教育是否該因勢利導,落實能力本位教育?
12年國教課程中的「素養」是”competence”,就是國人較熟悉的用詞「能力」。我國在1970年代即引進能力本位教育的理念與作法,但至1980年代黃昆輝教授擔任台北市教育局長和台灣省教育廳長期間,才有實質的推動。能力本位教育的兩項精隨在:(1)要求學習者必須有精熟能力的表現才能進階學習或完成學業,(2)提供學習者有習得能力的多元管道與彈性方式。新世代的學習風格和當今小校小班等條件,都有利能力本位教育的推動與落實。能力既然已改用素養的「新瓶」來包裝,宜展現能力本位教育精隨的「酒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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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規、非正規和非正式學習管道需多元混成,新教育是否該有國家資歷架構當學習結果的採認工具?
資歷(qualification)是個人具備既定標準下之學習結果,經權責機構評估和驗證程序決定的正式結果,通常會發給證書、文憑或學位予以證明。資歷架構(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QF)則是編排已被認可之資歷的結構,在此結構中明確定義資歷層級、層級描述和學習結果,資歷架構適用於全國者被稱為國家資歷架構(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NQF)。名列聯合國的190多個主權國家中約四分之三有NQF。新世代的學習或增能需多管其下,新教育需要有NQF這樣的「酒櫃」來落實品保、促進溝通、裨益轉銜、鼓勵終身學習……。